在我国，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责令某些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保证随传随到的强制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2]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应当在向犯罪嫌疑人宣布后交由公安机关执行。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保证人担保形式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法律文书和有关案由、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保证人基本情况的材料，送交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同级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保证金担保形式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核实保证金已经交纳到公安机关指定的银行后，将有关法律文书、有关案由、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的材料和银行出具的收款凭证，送交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同级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收到有关法律文书和材料后，应当立即交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县级公安机关执行。负责执行的县级公安机关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核实被取保候审人、保证人的身份以及相关材料，并报告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人后，通知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派出所执行。

保证金数额幅度的确定原则

长期以来，我国法律没有取保候审保证金的规定。实践中各类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加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因此，保证金数额幅度难以做到划一。据此，笔者认为在把握保证金数额幅度时，应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合理规定，结合我国司法界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的成功做法，在不悖于保证金“现实的担保性”和“可能的惩罚性”的立法本意的情况下，视保证风险的大小，按下列原则予以确定。

1、重罪高于轻罪原则

从刑法理论说，重罪的社会危害性应明显大于轻罪。相应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受到的刑罚制裁就重，由此，司法机关对重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可能承担的风险同时加大。因此，其保证金数额幅度应明显高于轻罪的保证金数额幅度。如：同为侵犯财产型犯罪，由于抢劫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在决定对涉案嫌疑人或被告人适用保证金取保候审时，其金额幅度就应高于一般盗窃案件的保证金幅度。

2、高收益者高于低收益者原则

公民经济收益的高低反映了特定社会成员的生活富裕程度。为使保证金制度在立法上的平等与司法上的公正达到尽可能的和谐与统一，在对不同富裕程度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时，确定一个恒等的保证金指数，显属极为必要。对此，依笔者拙见，凡对有固定收益者决定适用保证金的，无论其收益的多寡，其数额幅度的确定，均应以其6个月实际收益总额上限，1个月实际收益总额为下限。对没有劳动性收益的，则可变通采用“人保”方式获得取保候审。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时，自然亦可视其有无收益，采用该项原则处理。

3、健康者高于体弱者原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的办法”。这一规定潜在地表明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刑事诉讼活动可能造成的妨害程度。由此，我们可推论得出，身体健康者在被取保候审过程中不履行新《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保证义务应承担的责任可能较之重病、怀孕、哺乳者大。因此作为具有惩戒性的保证金的收取幅度，也相应较高。

对于取保候审的规定，主要在刑事诉讼法的第六十七条到第七十三条。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

取保候审是对满足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同时采取这种强制措施要不致发生社会危险。取保候审申请要采取书面的形式，但是，不是申请了取保候审就一劳永逸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撤销取保候审决定，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撤销或者变更取保候审的情形。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这一规定即意味着，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对已经采取的强制措施的决定进行变更或者撤销的权力。我们认为，这是适应案件的不同进展情况而作出的变通规定。应当说，这一规定是比较合适的。取保候审撤销或者变更的表述方式及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2.取保候审期限届满的。

3.发现采取取保候审决定不当的。

4.已被逮捕的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